事务性的工作多了，学术钻研就少了。忘了在一个什么场合，吴承学老师委婉地提醒我，大意是说，学术论文有论文的写作格式和学术语言，让我留意一下写作规范。其实吴老师的提醒与陈摩人老师的批评异曲同工，但我当时并没有把陈摩人老师的话当回事，吴老师一说，我就很当回事，这大概就是偶像和权威的力量吧。
1997年，黄天骥老师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了一个《易经》读书班，我一场不落听了一学年，黄老师的发散性思维还是给了我一些启发。接着，吴承学老师又开了一个《论语》读书班，读书风格完全不一样。吴老师素以严谨、缜密著称，他的读书方法让我终身受益，我在吴老师这里真正感受到了学术的严肃和神圣。
我的博士论文最后一个阶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钟先生片言只语的教诲，令我受益终身，我很快就将其中一部分整理成《汝奚不曰其为人也——钟敬文先生病中论学》发表在《民俗学刊》。比如钟先生认为，文章就是写给别人看的，不仅要可信，还要好读；文章不必多写，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他甚至以容观琼为例，说容观琼评教授的时候，“他只给我一篇论文，我说一篇就行，可以做教授，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何必要十篇八篇”。
自从写出了《史诗叠加单元的结构及其功能——以<罗摩衍那·战斗篇>（季羡林译本）为中心的虚拟模型》，我就再也不是过去那个靠理解和感悟写文章的施爱东了。
为了能留在北京，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直拖着不肯办理出站。我在家乡做过人事秘书，知道一旦出站回到广州，再想进京，那就千难万难了。2005年春节，欧阳老师特地到家里来拜年，告诉我中文系准备派我去韩国任教一年，可以增收20万元。我当时说了一句让他有点难堪的话：“我一定要去北京，我缺的不是钱，是学问。”我对自己的这句对答很满意，在不同场合说过好几次。在春节的师门晚宴上，从事房地产的师弟朱培坤搂着我的肩膀吐着一嘴酒气说：“师兄，你别走，我资助你一千万，你给我把中山大学民俗学事业振兴起来。”我笑着回答说：“我缺的不是钱，是学问！”
由于我的基础训练是理工科的，所以，学术基调是偏于科学主义、实证研究的，这跟吕微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基本是背道而驰的，但我们互相都很尊重对方的学术思想。我几乎是逐字逐句、回环往复地读过吕微的《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等论文，他的许多观点是我过去没有想过的。为此，我和户晓辉一直鼓动他给博士生开一个读书班，我们顺便也旁听学习。吕微答应了。
我给学生讲“故事学”课程，当然首先是推荐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讲述两者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以及初始条件和理论目标的差别，但我一定还会要求学生再去买一本《普通逻辑》。文科学生多数没有受过普通逻辑的训练，过于依赖语言技巧，相信语言魔力，以写一手漂亮文章为能事。有些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激情四射，动人心弦，其实只是披着华美语言外衣的逻辑空壳，往往经不起逻辑推演。我中学时期也曾爱看杨朔散文之类的抒情美文，如今越趋老年，越不喜欢这种完全不讲逻辑的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