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970年代初，当19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偃旗息鼓后，左派学者纷纷退守校园，一场针对韦勒克及其所属的“新批评派”的反叛，早已使美国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发生了一场“跨越一切学科界线”的“政治转向”，正如艾利克斯·沃洛赫所说：“学院派文学理论的兴起，在这个‘平庸的年代’达到了其‘政治化的高音’，其标志或许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该书的副题为‘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在1981年的出版及其在整个1980年代的影响。”《政治无意识》一开篇，便喊出“须臾不离历史化！”的口号，并认定“政治视野”不是“今日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心理分析、神话批评、文体学批评、伦理批评或结构主义批评——的一种补充的方法，也不是一种辅助性的选择，而是一切文学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野”。
可恰恰是“政治”一词，让刚经历“文革”十年的中国文学学者感到恐惧和焦虑。他们把“文革”的那种“反常政治”当做了“常态政治”或“政治”本身，要求一律“去政治化”，殊不知，文学本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当他们以美国新批评和“内部研究”去重建一种“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时，他们就无意识地以一种意识形态替换了另一种意识形态。
正如乐黛云在1993发表的《站在理论的十字路口：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一文所回顾的，“自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西方文学理论大量涌入中国。但这些理论并不是不考虑中国的语境而随机地、偶然地被引入中国的，相反，一种理论要在中国获得成功，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语境的转变和选择的过程”，“出于对只强调社会环境和社会效果的苏联文学批评的反动，美国新批评的倡导者们的著作获得了极大关注”。这就为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接受奠定了基础。
不过，由于此时《文学理论》由中国已渐渐获得“正宗”地位，开始决定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学科合法性及其学科边界，于是，在美国已驱逐韦勒克的阴影的杰姆逊，反倒在中国被这一阴影覆盖。被覆盖的当然不止是杰姆逊，还有一切致力于“重新政治化”和“跨学科化”的文学理论及其实践，它们被“内部研究”的霸权放逐到了边缘。这甚至体现为一种地理上的中心-边缘关系：《文学理论》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而《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由乐黛云弟子伍晓明翻译）则在“外省”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也远不及《文学理论》。
在“内部研究”霸权下，中国比较文学及其“跨学科”理念，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不过，今天，当“内部研究”霸权导致的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普遍地疏离甚至逃避现实的趋势”已经如此分明之时，我们可能才会深刻认识当初被“内部研究”划定的学科界线驱逐到边缘的那些“反潮流”的学术史意义和当今意义，而乐黛云在1980年代做出这一选择，源自她对“精英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警觉。
程巍乐黛云：“反潮流”的学术史意义这篇几乎可以视为理论旅行研究的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