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曾嘲笑写文学概论的人说:“这种人的最大目的,在于平妥无疵,所以他的话老是不生不死、似是而非的。念他书的人,也半信半疑,考试一过,早把这些套话,丢到九胃云外去了。因此这般作者居然能够无损于人、有益于已地写他那不冷不热的文意”(《文学与人生》)

到底文学是什么、文学研究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文学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又何以可能,一般是不太过问的。

“四大文明”这一称呼,是日本明治后半期,中国20世纪初期,起源于卡尔·李特尔流派人文地理学的思想,为了便于称呼,被统称为“四大文明”。

人等于世界,产生出再现功能;人大于世界,则产生出表现功能;如果要在这两种传统文学功能之外,来进一步深入找到更合法的文学功能,顺理成章的思想突破口便是人小于世界而产生出的显现功能。

本体论阶段,人们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世界是什么”。认识论阶段,人们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人如何认识世界”。语言论阶段,人们关注的基本问题则是“人如何通过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

这意味着“某物是什么”的问题自此再也无法与“某物被说成了什么”的问题相分离,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建构呼唤着解码,即去解开被语言化的权力所建构出的、隐藏于文学作品深层的符码。

一种知识并不凭空孤立地产生,而总受制于知识生产者的特定立场、视点与价值需要,通过还原后者来与前者结合,才能确保这种知识的客观性。

叙述用语言去讲一件事情并形成叙事,便在建构性而非自明性的意义上向知识提供出了叙事(文学)的根基,建构者就是叙述者。

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现状中,我们如何以更为平常的心态来重申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呢?

人生看得几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