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名校是如何摧毁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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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地用智商进行人才筛选并没有加强社会流动性,弱化阶级矛盾,反而是让美国走向了撕裂。
对于这群精英人士,布鲁克斯解释道:“每个和谐的社会都会有一个优秀模范形象作为社会典范”。
认为智力是人类本质特征,并且可以通过15-18岁的标准化测试来体现。大学其实是社会的分类系统,把聪明的人筛选出来。
1967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新兴社会秩序的领导层来自“知识机构”。他预见到:“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将基于知识和科学。”
工薪阶层的父母采用了自然成长的育儿方式,也就是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提过的自然成长育儿方式,他们让孩子做回自己,自由生长。而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则采取了精英式教育,将孩子从一个培训班马不停蹄地送往另一个培训班,让孩子能有一份拿得出手的简历。这意味着,如果让父母们参与到这一场残酷的地位竞争中,他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培养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
在这个阶段,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大学学位,尤其是没有这些精英大学的学位,就很难找到好工作。
“一流的人进入一流的大学“,这是一位律师解释的她所在公司的招聘原则的总结。这句话说明,康纳特把改变大学录取标准作为改变改变社会和经济隔离的梦想已经实现。
但这种体系是否培养出了更优秀的领导阶层,是否建立了更健康的社会与精英的关系,还未可知。一代又一代的天才接受了世界历史上最顶级的教育,然后决定将自己的才华运用到金融和咨询领域。
布鲁克斯做了如下解释:基于绩优主义的大学体制目前已经困住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这是个庞大的分类系统,父母不能单方面躺平,否则他们的孩子会被街对面的虎妈的孩子超越。教师不能教他们喜欢的东西,因为这个系统是围绕标准化考试教学建立的。学生不能专注于他们热爱的学术科目,因为平均绩点要求他们获得全A的成绩。即使是一个全面发展、兴趣广泛的孩子仍有可能败下阵来,因为招生人员正在寻找众所周知的“天才”孩子——那些因培养了一些非常独特的技能或身份而脱颖而出的孩子。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童年。
然而,在这个体系中,精英们本身遍也不快乐。
精英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奖励体系。其守门员——教育者、公司招聘人员和职场管理者——对年轻人施加了一系列的评估和障碍。人才被训练成优秀的“跨栏运动员”。这些人根据他们每天的表现给予他们赞扬或批评。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因此被困在一个复杂的“有条件的爱”的体系中。学生坐上了情绪过山车——某一天因跨越一道障碍而兴奋不已,第二天因失败而士气低落。这导致了我们经常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如果你无法按别人的标准一直成功,自我价值就会崩塌。
这个游戏的核心假设是,人生成功的本质是事业上的成功。这个体系已经变得过于功利化——“这如何能助我成功?”——以至于更深层次的关于意义或目的的问题被排除在外,比如:我如何成为一个慷慨的人?我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如何塑造良好的品格?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建立这套筛选性的入学体系时,康纳特和他的同僚梦想建立一个阶级混合和相对和谐的世界;最终却得到了一个阶级分界僵化、文化和政治战争普遍的社会。康纳特梦想建立一个由杰出领导人统治的国家;却迎来了一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不过,无论如何,赞成者与反对者中的大多数都认同:目前精英主义教育确实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阻碍了社会阶级的流动,正如布鲁克斯在文章中提到的。
反观中国,几乎千年未变地,通过标准化测试筛选出那些最聪明的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同样面临着职业教育的衰退、大学教育与职业生涯的脱节、机会结构单一等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How the Ivy League Broke America 原文
其实这问题反观中国,特别是当下,给人一种哪些好的点还没学会,坏的已经非常明显了。